洪仲丘並不是壯烈犧牲的英雄,而是制度養成的魔鬼祭壇上的犧牲品。

如果你願意聽我繼續講下去,請先放下你我心中先入為主的觀念,暫時忘記批判的衝動,先看完下面的故事吧。

我們先從一個很有名的實驗-史丹佛監獄實驗  開始。1971年,心理學家菲利浦 金巴多博士 (Dr. Philip Zimbardo)在史丹佛大學裡面設計了一個很真實的實驗,他徵求了史丹佛大學學生來扮演監獄裡面 獄卒 和 囚犯 的兩種不同角色,目的在於觀察在人類對於被監禁的反應以及監獄的權威對於被監禁者行為及心裡上的影響。當然,在分配當獄卒和囚犯兩種身份的時候,必須要平均隨機的分配,也就是說,本來獄卒和囚犯在實驗前的評估,心理狀態及人格特質上,甚至體格上並沒有太大的差異。結果實驗預計要進行的是兩週,卻被迫在第六天就終止了,因為,在短短的六天之內,獄卒不再是在扮演獄卒,而是真的變成獄卒--變得為了管理秩序不擇手段,甚至有虐待狂傾向。一開始只是為了展現威嚴的報數遊戲,漸漸的失控,加上了交互蹲跳,仰臥起坐,半夜突襲擾亂囚犯的睡眠,脫光囚犯衣服(等於侵犯囚犯身體,形同體罰),拿走他們的飯菜,把抗命的囚犯關禁閉,要求囚犯們去辱罵訕笑不合做的囚犯。一開始他們也有一些心裡掙扎,但是用 " 維持秩序  "這些人就是罪有應得" 等理由,他們合理化自己的行為,甚至在準備上工的休息室,就開始討論今天應該要怎樣來整這些可惡的囚犯。而囚犯,想當然爾,他們會想反抗,一開始還有大規模的抗爭,還可以訕笑這些獄卒的權威,但在持續的虐待之下,後來僅僅剩下不合作運動-拒絕聽從羞辱他人的命令。甚至有囚犯出現精神恍惚,嚴重受虐的情緒障礙,而這名囚犯在實驗前可是被檢查確認心理狀態和其他人-包含獄卒和囚犯-一樣的健康。

 

我們可以想想,原本囚犯和獄卒,都是史丹佛大學的學生,都是一樣的健康,甚至這些人在隨機分配之前,大多希望擔任囚犯的角色,意即-他們大多厭惡獄卒這樣的角色,而被分配到獄卒的這組人,最終卻大多融入這個角色,甚至樂在這些虐待行為其中。這個實驗被迫在六天結束,是因為,這些學生比想像中還要快,變成了魔鬼,就如同路西法從天使墜落到地獄成為撒旦的過程,但真的快得驚人。甚至,這個實驗是在被要求--不可以執行體罰-- 的情境下進行。金巴多博士後來就把這個實驗所造成的效應,稱為路西法效應。 也就是說,單純把人分成好人與壞人的界線其實並不明顯,人其實很容易變成壞人,而關鍵就在於 "情境"的影響和擁有了(絕對的)"權力",而這個權力常常來自於巨大的機構-部隊,監獄,國家。這個效應類推到真正監獄中的獄卒和囚犯的關係,可以想見會是多麼的可怕。獄卒有更充分的資源,武器,規定,監禁,來處罰這些犯人,最重要得--有更高尚的理由--是國家賦予我懲治這些囚犯的權力我的權力來自於全民的願望。 而在美國軍隊在伊拉克的發生的虐囚事件中,也是同樣的正當的理由和權力的不對等--我們需要管好這些恐怖份子,要從他們口中搾出需要的資訊-- 最後養成了不必要得管教與虐待--而在這些事件裡面,美國軍方審判,處罰了這些執行體罰的第一線看守人員,但,默許這些情境人們呢?監督的長官,要求壓榨情報的軍官,國防部長,一點事情都沒有。

 

有覺得這些故事很眼熟嗎?先別急著下定論,我們再來看看這些事情是怎麼會發生的。

 

我們再來看看一些超級邪惡的事情的發生,常常在囚犯-獄卒的角色之間的差異,本來是根本不存在的。如果史丹佛監獄實驗,大家本來都是學生,只是被分配的命運不同。而伊拉克虐囚事件,差別只是國籍的不同,有一邊是打輸了被抓起來,難道真的有誰比較壞的問題嗎?更明顯的例子,在納粹屠殺猶太人,許多過程中協助屠殺執行的德國人,根本和這些猶太人一樣都只是平民,甚至可能本來還是鄰居,朋友,但被賦與上一個國家的任務的理由,在授予這些人權力,這些猶太人瞬間就是有罪,獄卒身份加身,彷彿就有責任感來抹滅心執行屠殺。更甚者,協助納粹來設計計畫各種屠殺的醫生們,到最後根本不覺得自己在做壞事,都形容自己只是聽命行事,還很意外自己需要接受法律制裁。,其實路西法效應最可怕的地方在於--人可以變成好人或壞人,可以變得不把人當然看,在這些過程裡面,一個人的價值被淡化 ,接下來可以很正當理直氣壯的去做出可怕的事情。而在幕後默默但是巨大影響這些事情發生的黑手--情境授予他們權力的,常常都沒有被揪出來處理。我們的眼界也常常都狹窄到只看的到這些在末端幹出壞事的人最後是多麼的邪惡,讓我們深惡痛絕恨不得把他們打入萬丈深淵,讓他們上刀山下油鍋都難以解決我們心中的憤怒。

 

但是,都是人的問題嗎?都是個性的問題嗎?只要認定他們很壞,就是真相了嗎?這些人平常可能是好爸爸,好兒子,怎麼在外面這麼有人性,換了個地方就變成禽獸不如了呢?

 

再次強調--情境! 賦予他們權力的背後的機構! 

 

當然,壞人是的確存在的,但是路西法效應在告訴我們,除了真正的壞人會作惡,平常自認為是好人的你我,如果被丟到那個情境裡,也可以幹得出邪惡的勾當。正因為好人是這麼容易變成壞人,所以如果一個制度設計來挑戰我們的這個界線,這個制度是很有問題的!

 

我們回來看洪仲丘的案例,接下來你可以恢復你的批判和立場,來思考這件事情。在軍隊需要服從,管教的表面底下,養成了多少的陋規,我們就不一一細談,但是最可惡的地方在於他長期鞏固了一種情境,讓一票軍官有這樣的權力來操練(AKA 虐待)不服從或者看不順眼的下屬,再來用一句話來催眠我們--合理的要求是訓練,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練。國軍果真就上下一條心,都樂於遵守這樣的殺人制度,也難怪在整件案子裡面上從連長,士官長,下至戒護士都對於洪仲丘逐步邁入死亡的過程都多推了一把,慢慢的把洪仲丘扛上了魔鬼撒旦的祭壇,為了讓眾人成魔而貢獻出他的性命期間任何一個人只要對於這些明顯違背程序正義,違背法律,甚至根本就是泯滅人性惡性串連可以發出合理批判的聲音,或許就沒有這個悲劇了。

 

你可以說,誰是壞人誰是惡棍誰是魔頭,或許你可能是對的,但是,問題在於制度和巨大機器阿!只有制度和巨大機器,才能使得這些惡人可以為惡,並且好人也順其自然的當了壞蛋,最有良知的人也只能保持沉默盡力不要去參與殺人的過程。

 

故事回到金巴多博士,當史丹佛監獄實驗結束的時候,金巴多博士深深地自責好一段時間,他也沒有預期到這些看來健康快樂的大學生竟然會被這樣的實驗影響巨大。但是他不是只看到令人絕望的這一面--好人是這麼容易變成壞人--他也看到了光明一面,也就是,英雄不只出現在像超人或蝙蝠俠之類展現神奇事蹟的時刻,而可能出現在很平凡的你我之間,在這個實驗過程,每一個沒有保持沉默的獄卒,願意提出批判,不願同流合污都是英雄。每一個拒絕配合羞辱弱勢者的囚犯,能夠堅守自己立場不願與惡行合作的,都是英雄。我們也是這麼容易就可以當上英雄,應該切記!

最後,以一位德國牧師 Martin Niemöller 的詩作為結尾:

當納粹追殺共產主義
我保持沉默
——
我不是共產主義者

當他們追殺社會民主主義者

我保持沉默
——
我不是社會民主主義者

 

當他們追殺工會成員
我沒站出來說話
——
我不是工會成員

 

當他們追殺猶太人
我保持沉默
——
我不是猶太人

 

當他們要追殺我
再也沒有人為我說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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